庄子“不得已”的智慧：向外不伤害万物，向内不伤害天性

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对道家的学说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意为老庄哲学无所不包，内涵丰富。

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最伟大的道家思想建构者，他被人称为“旷放灵魂的隐士”。司马迁曾对他的思想作过很高的评价，指出其思想渊源是：“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术”。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的思想在中国哲学、文学以及各艺术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每一个阶层中国人的灵魂与生活。

《庄子》一书不仅在宇宙观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而且在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的基础上主张精神的绝对逍遥和绝对超脱，即“逍遥游”。这种“逍遥游”是安命无为基础上的自由自在。黑格尔说：“世间人没有自由，只有皇帝才有自由”，而在庄子看来，皇帝也同样没有自由，一切都是造物主安排好的，人生的际遇不是人所能决定的。但庄子也不认为既然一切都是造化安排，那么什么也不必做了，他主张还是要顺应环境去做，在不违背自然的情况下去做，这便是他“不得已”的智慧。

“不得已”，《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现代汉语中“不得已”表现出一种消极的观念，指由于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如此，表示心中的无奈，由此组成的成语也多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慨叹，如“逼不得已”、“迫不得已”、“万不得已”等。古代汉语常有这种用法，如《汉书·景帝纪》：“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詿误吏民，吏民不得已。”颜师古注：“已，止也，言不得止而从之，非本心也。”

庄子认为，人只有摆脱了外在物欲的束缚，才能真正自由逍遥。一旦有外物束缚，也要顺其自然地用心做，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处处考虑自己，才能无所拘束地做好该做的事情。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隐居不仕，他的生活一直相当贫困，但他贫穷却不困顿，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庄子把这些东西看得很淡，“利”束缚不了他。他曾经淡然拒绝楚国委以相的邀请，他认为，为“利”辛苦，为“利”奔波，却丧失了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快乐，“心为形役”，太不值得了。

庄子在《养生主》中谈到，养生重在养精神，要使精神得到自由。如果人的精神得到护养，精神凝聚，性命保全，就能超脱于生死变化之外，不被外牵累，不受外界的影响，这样才能逍遥自在。庄子的这种“不得已”，其实就是庄子在忘我境界中冷静观察万物变迁流转时所领悟到的静态美与动态美，向外不伤害万物，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向内不伤害自己的天性，这样才能保全身心。

老子是“入世”的，重视治世之道，老子五千言基本上讲治道。不过“入世”形式和儒家大相径庭，儒家主张用伦理力量维护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尊卑关系，以达到稳定政治局面的目的。老子认为这种由上而下的道德力和政治力对人民是一种束缚，因此，他希望人们能收敛自己侵占的冲动，特别是要求统治者弱化其权力欲望，让人民发挥更多的自由性、自主性。

庄子处于人世间则表现为一种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艺术性和游世态度，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是个“无治”主义者。庄子生活在战祸连绵的战国时代，人们普遍存在危机感，庄子对这种环境有痛切感受，极力设法摆脱，这是形成他避世态度的根本原因。由于他并未隐居山林，仍在世俗之中，因此，不得不经常考虑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为摆脱不幸现实，庄子主张逍遥，然而内心却对现实充满忧患感。他著书十万字，说明他不是完全出世，他对社会人生还是关心的，尤其特别关心知识分子在乱世的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命运。

可见，虽然庄子哲学中对“不得已”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其根本思想是遵循“道”，顺其自然，不违背自然，主张清净无为，以达到万物的自然和谐。这种“不得已”思想是对人的内在的超越，是人通过自身的修炼，对外物进行自觉地否定，从而回到一种类似心无旁骛的“自然状态”，能够与“道”同体的境界，也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人类往往受物欲蒙蔽，追逐名利，患得患失，无益身心，应彻悟庄子的话，做到“得而不喜，失而不忧”，“藏天下于天下” ，坚守“不得已”的智慧，致虚极、守静篤，安时处顺，以个人内在的境界，超越个人有限的外在拥有力，超越事物之名，从而获得另一种全新的拥有。不为外在客观的有限性所束缚，而能以主观的超越态度来包容万物，才能够真正做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