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化复兴的源头活水 古今接续推陈出新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磨合乃至冲突、碰撞，正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常态。近代以来，在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下，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正在空前广阔的时空中展开。这个壮阔的历史进程目前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具体到中华文明的现实处境及其未来命运上，在这一从古未有的文明大交流中，我们应有所担当、有所把握，进而有所作为。

　　古与今：接续传统，推陈出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儒学宗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目的不在于复古、守旧，也不是为立言而“立言”，而是周游列国，身体力行，实现重构社会秩序的理想。后期儒家的发展，如西汉董仲舒，面对汉初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迫切需要，以诠释“春秋公羊学”入手，建构起以“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为核心范畴的儒学体系，开创了孔孟之学的“经学”时代。魏晋时期，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此时印度佛学传入东土后风头正劲，传统纲常名教无力维系世道人心，“名教”与“自然”之争遂成为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演进的主轴——曹氏父子的“建安文学”、竹林七贤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王弼创造性解注《老子》等，意在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现实指向。隋唐三百年，大乱大治，人心思定，儒道佛互有消长，韩愈力推“古文运动”，《原道》《原儒》尊崇儒学、力排佛老，文起八代之衰，实为一代宗师。赵宋立国，重文抑武，在理论创造上，周敦颐、张横渠、二程、朱熹接着韩愈往下讲，“出入于佛老而复归于儒学”，援佛入儒，由“道”入“理”，由此开启了儒学发展的“程朱理学”阶段。

　　近年来有学者力主“崖山之后，已无中华”的说法，如果说数千年“华夏”传承仅仅系于“士人”阶层的话，那么随着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式微抑或消亡，华夏文化应该说也会随其消亡，然而，正像后人看到的那样，文化上落后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最终都以服膺中华文化为归宿。

　　这一文化宿命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来袭才被打破。何以至此，又如何突破？晚清重臣张之洞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终难脱新瓶旧酒之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以“救亡图存”为急务，倡导“科学与民主”，与维护传统延续为使命的丁文江等形成“科玄之争”。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新一代学人致力于整理国故、返本开新，已然成为当今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探寻中华文化走向新生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与西：开放交流，综合创新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历史新机，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明显增强，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文化动因。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殷商盘庚时期，文明滥觞应该更为久远。相比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从远古一路走来，历经挑战，九曲百转，却始终奔腾向前，从未中断。何以至此？这不能不说与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理性务实、博大平易、厚德包容的胸襟有直接关系。中华文化的这一特点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实用理性”，显然是想借此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有所区分，但也容易造成中华文化功利、短视的印象。实际上，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世界文化传统的地方，在于它特有的“人文”情怀，在于它讲究不偏不倚的“中庸”立场。在中华文化史上，“华夷之辨”不绝于耳，但最终还是走向兼容并包、多元一体。多次、反复的文化撞击和冲突，锻造和锤炼了中华文化吸纳包容、和而不同、刚柔相济的品格。“不打不相识”，人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没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就没有文化的更新和蜕变，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华文化从来不怕异质文化的冲突，怕的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失却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怕的是面对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我们迷失应有的战略定力和发展方向。如今，中西方文化正面碰撞正在全球化的世界舞台上蓬勃展开，中国综合国力的空前提升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士气，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然显现，中国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为全人类贡献力量和智慧。然而，我们更应警醒的是，一部中华文化曲折发展史深刻表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交融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尤其是面对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与中华文化相反相成的西方文化形态，可谓是狭路相逢。面临着既要增强文化自信，同时也要务实开放、学习借鉴的双重历史任务，可谓任重道远。从未来发展看，民族复兴的壮阔洪流为中华文化走向新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则将成为民族复兴的历史标志；中华文化能否在这场空前深刻而广泛的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实现自我更新、凤凰涅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根本走势；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是客观的历史过程，确保这个进程顺利运转，出路在于秉持平等互利、开放合作的态度，任何过于强调自身主体性和优越性的态度及做法，都将被历史无情地宣判为狭隘和自私的偏见。

　　文化“大同”是人类“大同”社会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个不同文化样式和文明形态交流互鉴、氤氲消长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新形态既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独霸一方，也不会是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一花独放，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作为文化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已经深刻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向和必然归宿。而这一原则的真正贯彻和最后实现，其实也正是中华文化真精神的传承延续和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复兴关乎世界文化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并非痴人说梦。

　　知与行：实践第一，理论创新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从问题本身寻找。一定的文化是以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等为物质基础的。那种离开国计民生，抛却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就文化谈文化，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有害。一言以蔽之，中华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深厚社会土壤，复兴中华文化也必须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洪流，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前提。

　　历史上能够称得上硕学鸿儒的文化中坚，无不是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孜孜于济世救民、匡扶天下。孔子有所谓“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讲的是“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区别。在治学上，孔子还讲“为己”与“为人”的不同。近代以来不少学人学贯中西，尽管渊源有自、观点各异，但皆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之精神，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能以天下苍生为念，怀揣“兴灭继绝”的信念，以整理国故、弘扬传统为己任。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屡开新境的重要动因。

　　当代中国，正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道路上疾步前行，文化建设的任务尤为紧迫。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好接续传统、返本开新，以及如何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借鉴、综合创新，一个不能背离的根本点应该还是在于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这不仅仅因为知行合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治学方法，更重要、更根本的在于它其实正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作者：张西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