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者按：2013年11月23—24日，《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本刊就此议题，约请一些专家撰写笔谈，以供学界参考。

　　“视野与方法”，是近年来学术界特别关注的两个话题。80年代，我们特别关注“方法”问题。90年代以后，我们又将“视野”作为论题反复讨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方法”与学术技巧相关联，而“视野”则与思想境界密切相关。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方法，以为方法改变，学术研究就会有较大的改观，于是设想了种种方案，也引进了种种方法，为此，还曾展开过种种有益的论争，也进行了种种学术实践。问题是，在方法的园地耕耘多年之后，我们发现，问题依然很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权威部门统计，古典文学研究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而今又有优搏体在年轻的博士群体中十分流行，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有的学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表面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读书越来越方便，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家都渴望对前人有所超越，拥有优异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却为此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仅2013年全国出版物就已经多达四十一万种，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又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学研究强调国际化，本意是增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两种极端倾向，或自命为文化精英，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或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上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仅从学术方法上寻求原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的思想境界出现了问题。部分学者过于看重自我，过于关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而忘却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学术研究？

　　这就要求我们要反思文学史研究的目的问题。萨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如果是现实的理解，确实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探索。清代学术史上有汉学、宋学之争，而在汉学内部，又有吴派与皖派之争。我曾写过《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①，最终归结到学术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方法上来。从学术层面看，论争的焦点只是一字之差，而在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认为“照本改字”并不难，难的是断定“立说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义理”。由义理而推断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为校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后来陈垣先生归纳的所谓“理校”。段、王之学最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这里。而顾千里则强调“不校之校”，宁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轻易改动文字。顾千里为惠氏学，信家法，尚古训，恪守汉人做法。而段玉裁为戴氏学，认为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他们从事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还在义理的探究。这义理的背后，是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认为，历史的范围非常之大，历史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前景。“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②

　　回顾学术史，我们还发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学术研究仅仅视为满足好奇心，或者是为了稻粱谋，追求在小圈子内分享的文学研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必然会使理想缺位，自我边缘，与现实社会，与人民大众越来越远，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优秀的研究工作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才能提升学术的品位。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异常激愤，于是决定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于是发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此后，众多学者不断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正是由于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们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精神启迪。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大声呼吁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今天，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须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由此看来，解决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应当认识到，文学研究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可或替的潜在作用，是提高全社会文学艺术欣赏品位、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又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为此，文学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担使命，不断探索新形式、解决新问题、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让人民满意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长远价值。

　　注释：

　　①《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

　　②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