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中的历史文化优先意识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儒学中的历史文化优先意识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颜世安

    内容提要：本文分上下篇。上篇讨论儒学在做人问题上的一种原则，就是崇尚历史文化。儒者相信，人生于天地之间，贵于禽兽，他的生活应由高于物质的原则来指引，这种原则就体现在历史积累的文化中。因此文化价值优先于人性的自然属性和快乐欲求，应成为人生的引导价值。下篇讨论“历史文化优先”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是从自然人权的初始假定引申出来，与从“人禽之别”引申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儒学道德不能再自居于普泛意义的道德，而应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儒学的原始出发点，是把人确定为高于物的存在，认为人必有伟大质量（以历史积累的文化为尺度）才配得上他的尊严。这种观念如果被普遍接受，就可能使文化成为科技与商业之外的另一社会支撑力量，并适度遏止人类生活从灵魂世界向感觉世界的转移。这种使人性戏嘻化的转移正在使人类面临新的衰退。西方社会有基督教和希腊及近代的古典文化起支撑作用。中国若无自己的人文文化理念，将来必然丧失精神自立的基础。

    关键词：历史文化；人贵于物；道德语词；对话

    上篇 关于儒学中的“历史文化优先”意识

    一、什么是古代儒学中的“历史文化优先”意识

    儒学中的“历史文化优先”意识，是关于个人生活选择的一个原则。它也是关于制度安排的原则，但首先是人生选择的原则。儒学关于制度安排的种种考虑，是以人生选择的考虑为基准和前提的。本文主要讨论儒学的人生选择问题，只在适当的时候，会从与人生选择相关的角度，谈及儒学的制度安排问题。

    “历史文化优先”的原则就是：在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上，历史文化具有某种优先性。每个人的生活都面临选择，他要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他要选择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儒家文化中，所有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判断，他相信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文化是好的，这些文化的规范（如孝顺父母，终于国君）必须服从，这些文化指示的做人方向（如应有仁、义、信的德行）必须选择。历史文化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绝对价值，它优先于理智和经验的筛选判断。在儒学传统中人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忠和孝究竟对不对，仁义信究竟好不好，让我先多有一些知识，多有一些生活经验，然后再来判断。他绝对不可以这样想。历史文化不是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的东西，历史文化就是好的生活方式本身。这种“好”的判定，优先于经验的积累和理智的习得。简单地说，历史文化就是一种信仰。

    有人可能会批评说，儒学的做人原则，是以“仁爱”为本，“仁爱”发自内心，是一种内在自觉。历史文化固然重要，但既然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就必须通过内心体认而获得生命。换句话说，儒学指示的做人方向，应是以内在自觉（心与性）为本，而不是以超越个人良知之上的外在信仰为本。对此我的看法是，儒学确实重视内心自觉，但是否可以把内心自觉理解为追求道德的原始动力，尚需讨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儒者主张的内心自觉，实际上是依赖不言自明的价值先导（来自历史文化）的。相对于内心自觉来说，历史文化价值是更基础的动力。举例说，孟子主张善根源于内心，可是他就不能同意杨朱墨翟对人生的理解也是一种善。可见孟子性善理论中内心体认的东西，是一种由主流文化预先确定的东西。历史文化信仰与心性自觉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我不能武断地说，儒学的性善心性之说，在一切情况下都根源于历史文化的先验价值。但我相信，儒学的内心体认不可能完全抛弃历史文化先导。明代王门后学有此倾向，即在明末受到东林党和顾、黄诸大儒的严厉批评。由此可见历史文化信仰这个线索在儒学中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始终是强有力的。

    也有人可能会批评说，如果历史文化对儒者具有优先性，岂不意味着儒者在传统面前丧失自主性和创造力？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古代儒者分好多类型和层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古代圣人的名字，经典上说的话，正史记载的英雄故事，传习的规范，就已经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这并不是说大多数儒者都是毫无创建的思想奴隶。事实上历史文化的内涵既深且博，一个人崇尚历史文化，意味着他需要用心领悟多少个世纪累积陶铸而成的精神传统，每个人在自己的领悟中都可以有所创见，然后以立德、立功、立说、作诗文诸种不同方式，传递和增厚文化传统的精神规模。这是我们在泛览古人诗文书信特别是正史人物传时容易看到的东西。另外还有少数富有怀疑精神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具体的东西都有可能被重新思考和检验。如孔子可以对古传礼仪损益权衡；孟子可以对《尚书？武成》的真实加以怀疑，程朱重新取舍经典，王阳明说如果心里不安，便是孔子之言也可以不信。从道理上说，文化传统中任何具体的东西都可以被怀疑，被修正或重新理解，而不可以偶像化。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所有人都不会怀疑的，这就是由历史文化所确定的先验价值。历史文化由伦常规范（忠、孝）、道德准则（仁、义）、典籍、圣贤传说英雄故事等等共同构成。它的形式是经验的，它的抽象价值或者说核心精神（道）却是先验的。对经验之物可以怀疑，对先验价值却必须信仰。宋明理学家常强调一个“敬”字，这个“敬”可以是不及物动词，不涉具体对象，只是一种纯粹的态度。如果简单给这个态度作一个界定，那就是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敬”这个生活态度是儒学最底线的原则，如果对此也怀疑，比如像李贽那样以为可以不砥砺品格，只管放恣性情，或者像王充那样借口命运而否认努力，那就会被公认为不再是儒者。

    还有一种可能的批评是，如果历史文化优先是儒学的核心原则，那么儒学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保守的和尊崇权威的学派，它就丧失了与现代文明对接与融合的基础。对此我的理解是，第一，儒学中有哪些重要原则是一回事，这些原则能否与现代文明对接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有现代文明的价值尺度，就把儒学中不合这个尺度的东西完全丢在一边。第二，与现代文明对接，也不见得一定要先符合现代文明的基础价值（自由人权），照样可以表现为批评和置疑，表现为不同立足点的对话。本文的下篇，将对此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