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言评《病毒博物馆》︱人类学视角下的鸟类与病毒

《病毒博物馆：中国观鸟者、病毒猎人和生命边界上的健康哨兵》，[法]弗雷德里克·凯克著，钱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薄荷实验，2021年1月版

1973年，人类学家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最后一章“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中这样写道：“因此，使得巴厘人的斗鸡变得深刻的并不是钱本身，而是金钱所导致的结果，投入的钱越多越是如此：巴厘社会的地位等级移入到斗鸡这种形式中……公鸡可以是它们主人的人格的代理者，是其心理形态的动物性反映，而斗鸡则是——或更确切地说是有意使它是——社会基体（social matrix）的模拟，即相互穿叉、重迭、高度共同化的群体——村落、亲属群体、水利团体、寺庙机构、‘种姓’——等复杂系统地模拟，而那些热衷者就生活于其中。……这一表面意义上的娱乐和看似一向运动的斗鸡，若用戈夫曼的话来说，就是一次‘地位和血的洗礼’。”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斗鸡游戏之中的动物被当作一种男性气质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而游戏本身则是一种复杂社会秩序的隐喻。
事实上，人类学界对于动物与人的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学之父艾米尔·涂尔干以对澳洲的图腾民族志为基础，从原始宗教的角度入手，探讨了图腾与社会的关系。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将目光投向美洲大陆，通过对动植物的分类研究，以及动植物如何作为符号为人类部落认识自己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思维素材。但是，将动物视作主体，亦或问题，亦即人类如何合理处理与动物之间关系的问题，真正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辩论，不过是过去二十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的核心主要关乎将动物视为主体或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作为表现的对象或媒介。人类学中的“本体论转向”建议严肃对待人类所声称非人类存在的陈述，可以被描述为“动物主义转向”，因为它赋予作为非人类动物一种根据古典人文主义只属于人类的代理性（Descola，2015）。这一转向摆脱了从十九世纪末期起建立的体质人类学（建立了超越多元性的统一性）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统一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多元状态）的二元对立，提出了建立于物质性（外形、皮肤、血液等）/心理性（意识、欲望、记忆等）之上的认同与分化，四种新的宇宙观（即自然主义、图腾主义、万物有灵主义和类比主义）被重新提出。在此背景下，以法国社会人类学实验室成员为主要发起人的“结构主义的复兴”正式拉开了序幕（见本书致谢辞，第3页）。
作为实验室成员之一，弗雷德里克·凯克试图通过对万物有灵主义和类比主义之间关系的梳理，将人类的差异性放置于长时段中加以分析，同时重新梳理人与非人世界的复杂关系。在其著作《病毒博物馆》中，动物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力量的象征，对于人类和禽鸟类关系的思考显然已经进入本体论的层面：“因此，对港台不同形式的飞禽饲养之分析证实了该书的问题意识：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观鸟者的思路是提高准备性的狩猎技术，而赛鸽俱乐部、动物保护运动、宗教团体、公共卫生行政部门使用的是提高预防性的牧领。因此，家畜革命并非导致新病原体出现的自然过程，想要理解它，需要我们在本体论层面对其加以理解；从生物平等交换的‘储存’到一种基于阶序性的积累模式‘囤积’。从存储角度来看，病毒猎人的毒株和观鸟者的鸟类照片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类和野生鸟类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已经成为在管理具有大流行病潜力的家畜时，公共卫生规划人员和全球专家必须面对的矛盾焦点。”
经验与思辨：从哲学史学家到人类学家
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1974年生于法国里昂，1994年以全法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师，并主修哲学。在硕士期间，作者赴美国伯克利大学加州分校交流，在此期间主修了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课程，后者在构成社会生活实体的流动中观察到的危机引起了作者对于危机/灾难人类学兴趣，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开始转向对于社会现实的关切。在题为《原始人的心智问题：列维-布留尔，介于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博士论文中，作者重新思考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法国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原始心智”这一术语，列维-布留尔发现了一种不遵从于“理论逻辑”（la logique théorique），而遵从于“实践逻辑”（la logique pratique）的思考模式。作者声称，列维-布留尔是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之间人类学学科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进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之后（2005-2014），作者被任命编纂七星文库（la Pléiade）版的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也是四位编者之中唯一拥有哲学训练背景的。这段经历也使作者就此开始从哲学更多转向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在一次法国社会人类学实验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内部的演讲中，作者表明自己的研究并不是通过特定文化区域的田野调查得出有关人类精神的普遍问题，而是从环境或者政治灾难的哲学问题出发，走向科学论辩的社会学，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作者展开了在世界不同区域中人和非人类关系的民族志考察。
这一立足点在《病毒博物馆》一书中即有明显体现，哲学史的训练基础使作者习惯性地关注理论的发展和概念的阐释，所以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也用大量笔墨进行认识论层面的梳理，即对过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系谱学回顾（25页）：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口蹄疫，罗伯逊·史密斯和牛结核病，列维-斯特劳斯和疯牛病。并以此推出不同的危机理性：准备和预防。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作者选择以中国的港台两地和新加坡为主的亚洲社会作为田野（2007-2013年间），以比较研究法开展了关于人与动物关系为主的研究，包括人畜共患病，以及日常生活中和宗教信仰中对动物的处理方式，如公共卫生管理，观鸟群体（Keck, 2015）和放生行为（Keck, 2015）。
在其随后陆续发表的作品之中，作者将收集和检测病原体的病毒学家家视作“万物有灵本体论”中的“猎人”，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以国家干预的微生物学家则被作者视为“类比本体论”下的牧羊人，而观鸟团体也一度被视作环境的“哨兵”，而亚洲则被视作世界防止流行病扩散的检疫“岗哨”。因为曾担任法国人类学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的科研部主任一职（2014-2017），这段工作经历则让作者对于“博物馆”和“储存”等概念发生兴趣，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思考范畴。作者本人的学术生涯发展正好完美呼应了本书的结构安排。
迷思：实证的形而上学
值得一提的是，《病毒博物馆》一书法语原名为 les sentinelles des pandémies, 直译为“疫病的岗哨”，原文中的 les sentinelles 具有多层含义。这个译名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法语原文为la pensée sauvage, 亦可译为野生三色堇。具有双重隐喻的书名可谓独具匠心，列氏曾断言人类的艺术活动和科学活动也分别与两种思维方式相符，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园植”两大类一样，思维方式也可分为“野性的”和“文明的”。（Lévi-Strauss，1962）
不知是巧合，还是作为学术继承人的致敬，凯克的书名貌似在某种意义上也呼应了这种隐喻。事实上，sentinelle 一词最初由Christelle Gramaglia（拉图尔的学生）使用，她的作品之中将亚洲蛤蜊（Corbicula fluminea）视作哨兵生物，在实验室或河道之中检测锌和镉污染（Gramaglia， 2013）。弗里德里克·凯克在他的作品中发展了这个概念。关于sentinnelle 的含义，首先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哨兵”/“岗哨”，作者将鸟类作为环境威胁的哨兵，鸟类所体现的生态和美学价值能够使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关注和保护一些充满环境威胁的物种和地区，此处的“哨兵”还暗含了个体为群体，自我为他者牺牲/献祭的意涵。在法语版的后记中（本书的英语版出版早于法语版）作者曾声称武汉为中国而牺牲，中国为世界而牺牲。这一解释也呼应了作者在文中所提到的矿坑中的金丝雀，即十七世纪时，英国人用金丝雀检测矿井之中的空气的二氧化碳的水平，从而避免人群的悲剧。
除此之外，sentinelle也可以理解为“警戒”，即人类因为不恰当的处理和非人类的关系而引发的一系列灾难（如人畜共患病或自然灾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临界点，而这些灾难则会以同样的方式威胁到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存。通过对于一些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信号的捕捉，人类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避免灾难的发生，而首先检疫检查出病毒的人和地区（如中国香港），为暂时安全的区域和人群提供警示作用从而避免了疫病大规模蔓延。 sentinelle的第二重含义即军事战争或灾难的前线——警戒线。
在接收到“哨兵”传递的信号之后，为了不越过“警戒”，人类必须有所准备和预防。列维-布留尔对巫术、占卜和神话的分析表明，传统社会行为的目的是通过预先通过想象来预测可能发生的灾难。而伯格森在评论列维-布留尔的分析时表明，这些分析将宗教定义为免于恐惧的保证，而不是恐惧的结果。而在凯克的书中，准备和预防好比是现代社会人类对免于恐惧的预防和准备。而集体的措施则是模拟病毒的视角，为病毒赋予人类的“意图”（intention），或者储存毒株和囤积疫苗等等。在具体对流行病的处理之中，作者将田野经验和自己的职业经验相结合，将人类学置于微生物学和鸟类学平等的基础之上来看待问题。
除此之外，他还将人类历史、人文科学、自然史和生物学历史交织在一起，并建立了病毒学、鸟类学和人类学等知识形式的对称系谱。通过对亚洲几个地区的民族志考察，凯克将现代社会的流行病研究纳入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畴——神话、仪式和交换，试图重新回归到哲学的最根本关切：真理、现实和平等。整个历程则呼应了柏格森的实证形而上学（une métaphysique positive），柏格森认为只有“这种真正的经验论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
在本书最后，作者重新讨论了列维-斯特劳斯笔下的“冷/热社会”，认为“冻结时间可以让人类失去时间感，并对人和动植物关系进行重新排列组合”（196页）。而本书之所以时常让人产生迷失之感，正是因为作者将时间定格，将现代社会的病毒专家和观鸟者类比成“狩猎-采集”社会的“猎人”，将佛教神职人员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视为“畜牧社会”的“牧羊人”，将病毒的传播和鸟类的迁移进行类比，实则超越了物种的边界。通过这种类比，作者将作为紧急事件的流行病纳入生态系统的长期转变之中进行思考，目的并不是寻求在人类发展不变的结构，而是通过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三地的人和动物关系的考察，向我们展示了结构性的共同保留如何在亚洲背景下创造出如此实践。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在复兴结构主义的同时，再度批判了文化进化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
悖论：博物馆中的现代想象
本书的中译本将标题定为“病毒博物馆”，这一译法也受到了作者本人的首肯。“博物馆成了一个通过思考过去案例来预见未来生命进化的地方。”（60页）“法国启蒙运动之后，人类博物馆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储存库，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可以通过研究巴黎收藏的民族物件来完成……”（67页）然而，博物馆却不仅仅是文化展示的空间，它还记录着法国的殖民历史。以文中所提到的凯布朗利博物馆为例（Musée du quai Branly-Jacques Chirac），作为世界最大的非欧洲文明博物馆，我们不禁发问：馆藏三十万件文物就足以代表欧洲以外的文明吗？还是欧洲人对于非欧洲文化的想象？人类学的使命在于去除先见，然而展出类型化的文化的博物馆难道不是一种“先见”的最好证明吗？
同样创建于殖民时代的法国巴斯德研究中心（Institut Pasteur）也充满了悖论，它初建的目的在于保护身处殖民地的法国公民。通过研究热带病的并且储存各种毒株，路易·巴斯德声称要纯化法国，使其摆脱微生物，然而显微镜却让微生物变得可见，并充斥整个社会（巴斯德还通过显微镜观察解决了法国的葡萄酒变酸和蚕蛹的感染问题）。拉图尔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法国社会的巴斯德化”，认为微生物已经成为改变社会的行动者（Latour, 1994）。作者在文中还声称，储存病毒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在下一次疫病的爆发前有所准备，然而正如博物馆永远无法涵盖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病毒也一样会发生变化，疫苗在变异的病毒前会失效。正如凯克所言：疾病只是在存在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而非生命经验的转折点。
不论是博物馆还是现代科学，一直致力于总结归纳，然而无论再多的准备和预防，都不足以应对大自然的突变。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不可控而停止思考和发掘。对于未知的探索，恰恰是作为人的使命。同样作为结构主义的继承者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实验室成员Charles Stepanoff 长期致力于北亚和北美的萨满研究，通过经典的民族志研究重构了萨满仪式中不可见世界的想象，他试图借此探索人类的认知发展、宇宙观以及权力关系的形成。而凯克的关注点则在于现代社会中人类对疫病的准备/预防和管理。阅读当代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两者的作品中都非常频繁地提及一个词汇：想象（imagination）。继列维-布留尔对原始人想象力的惊叹之后，“想象”一词也继续出现在“结构主义的复兴”之中。对萨满思想的探索，对流行病的准备都离不开“想象”。“想象”涉及人类的认知形成，权力关系的源头，艺术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和非人类关系的生态。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都是致力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博物馆，则是超越了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以及时空迁移，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基础。
参考文献：
Frédéric Keck，Sentinels for the environment: birdwatcher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China Perspectives，2， p. 41-50， 2015
Frédéric Keck，Liberating Sick Birds: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iopolitics of Avian Influenza，Cultural Anthropology，30,  2,  p. 224-235， 2015
Phlippe Descola，Par delà nature et culture，Paris, Gallimard, 2005
Lucien. Lévy-Bruhl，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Paris, Alcan, 1910
Henri Bergson，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1932
Lévi-Strauss Claude，La pensée sauvage， Vol. 289， Paris: Plon, 1962
Charles Stepanoff, Voyager dans l’Invisible, Techniques chamanismes de l’imagination, la découverte, 2019
Gramaglia, Christelle, and Robyn Draheim， "Sentinel Organisms: ‘they look out for the environment!’." Limn 3 (2013): 11
Bruno Latour, Pasteur: une science, un style, un siècle， Paris: Perrin, 1994